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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者诺曼·索罗曼（Norman Soloman）在美国新闻与评论网站Salon上撰文称，从3年前弗洛伊德案发生到现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执法的关注，但在探究种族主义是否是美国采取海外军事干预的一个因素方面却止步不前。

索罗曼指出，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事实是，二十多年来在"反恐战争"中被美国火力杀死的人几乎都是有色人种。在这个国家，这一显著的事实没有被注意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内关于种族政策和结果是公众持续讨论的话题。

当然，美国不会因为有色人种生活在那里就攻击一个国家。但是，当有色人种居住在那里时，美国领导人在政治上更容易将他们置于战争之中--因为在美国普遍存在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经常性的无意识偏见。

种族不平等和不公正在美国国内背景下令人痛苦地显现出来，从警察、法院到立法机构、金融系统和经济结构。一个在美国国内深受个人和结构性种族主义影响的国家，很可能在对待战争方面受到这种种族主义的影响。

许多美国人认识到，种族主义对他们的社会和许多机构有着重大影响。然而，专门讨论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的广泛政治辩论和媒体报道甚至很少提到，更不用说探讨在美国的 "反恐战争"中被杀害的几十万平民几乎全是有色人种的现实。

索罗曼认为，阿拉伯和中东记者协会对 "西方新闻界普遍存在的将中东、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的悲剧正常化的心态表示遗憾。它将他们的战争经历非人化，并使之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正常和意料之中"。

杜波依斯(W.E.B. Du Bois) 120年前所说的“肤色界线问题——肤色较深的种族与肤色较浅的种族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依然存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权力和地缘政治议程的排兵布阵，使得美国很少推动白人居住的国家陷入似乎无止境的战争。

种族、文化和宗教差异使大多数美国人太容易把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战争努力的受害者视为 "其他人"。他们的痛苦更有可能被视为仅仅是令人遗憾或无关紧要的，而不是令人心碎或不可接受的。杜波依斯所说的"肤色界限问题"使同理心降至最低。

"美国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战争历史散发着白人至上的恶臭，低估了美国子弹、炸弹和导弹另一端生命的价值。"索罗曼在新书《隐形的战争》（(War Made Invisible)）中总结道，"然而，战争决策中的种族因素在美国媒体中很少被提及，在美国官员的政治世界中几乎没有。"

索罗曼总结道，在美国的政治和媒体领域，遭受美国海外战争之害的有色人种被归入一种心理上的种族隔离，且被无视。因此，当有色人种遭到美军杀害时，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使美国人不太可能真正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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